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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林慕莲谈中国人对“六四”的集体失忆

June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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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7 22:08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 CK.

美国记者路易莎•林(Louisa Lim),中文名字叫林慕莲,曾作为英国BBC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在中国工作十年。她著有《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近日他应邀在旧金山华人纪念六四28周年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对六四保持沉默,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林慕莲在演讲中首先介绍她写的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她说“我书里写的,一个国家可以遗忘不到三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个事情。我写的是集体遗忘给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什么样的代价,我还写了那些还记得住的人,他们为了记住六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时间过得长代价可不是越来越低反而越来越高。”

林慕莲曾拿着一张全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访问北京四所大学的一百名大学生,那就是89六四当天美国记者拍摄的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上档坦克的照片。她说:“我想知道在中国,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还认得出来认不出来这张照片。一百个学生只有十五个学生能够看出来这是什么。那些认得出来的照片的,他们很紧张,他们说:我不能说这个,很敏感。其他八十五个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问我这是不是南韩?是不是科索沃?还有十九个学生问我这儿是不是阅兵?他们想不起来还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坦克不让上长安街。然后十五个能看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的措施是必要的,如果共产党那个时候没有镇压,中国现在不可能在世界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他们用最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辩解当年的镇压。这种想法在大陆很主流,你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删掉历史。”

林慕莲还访问过成都的一位在六四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儿子被打死了,她想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她开始上访,去北京去了五次,她被拘留,她被锁在铁笼子里,整整两年警察在她房子外边监视她。2006年政府给他七万元,这是第一次有人因为六四收到钱。可是他们不把这笔钱叫做赔偿,叫做‘艰苦劳动补贴金’。我问她: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人像你儿子一样死了?她就看着我跟我说:有这样的人我不会跟你说。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这个女人追求了这么多年真相,可她也不愿意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失忆不是自上而下,是大家已经默认的失忆的行为。”

中国人的失忆,来自信息的封锁,更多的是来自于恐惧。林慕莲表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她也时常处于恐惧之中。她说:“2009年,他们用新的方法来控制外国记者:如果你六四的时候要去天安门,你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天安门广场记者证。那一年他们又用便衣警察来控制西方的记者。我给你看,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他每次说话,便衣警察就用雨伞挡住他。再过了五年,到2014年,警察就去外国记者的办公室,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报道,后果自负。通过这样的手段他们想减少国外媒体报道六四。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公开报道六四就等于挑战共产党的历史。”

如今六四过去28年了,中国人仍处于集体失忆中。其实许多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六四,他们只是对六四保持沉默。林慕莲说:“我想用崔卫平写的话,她在北京是一位教授,2009年她写道:我们对于六四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种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责任。情况都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恶行。”

余志坚葬礼在美举行

June 19, 2017

余志坚葬礼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墓碑刻着“天安门三君子”名言: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RFA 2017-06-18

余志坚墓碑(吴仁华推特截图)

 
6月17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聚集了来自美国各地的数十名海外知名中国民运、维权人士与学者,他们专程来参加被称为“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坚的葬礼。
 
余志坚葬礼由设于旧金山的“人道中国”组织承办。“人道中国”理事周锋锁、方政从旧金山前来处理葬礼的有关事务。从美国各地前来参加葬礼的知名海外民运与人权人士以及学者有:王军涛、辛灏年、吴仁华、朱学渊、曹雅学、杨逢时、成秋波、陈闯创以及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等。
 
葬礼由周锋锁主持。从中午1点开始,人们在教堂举行了两个小时的追思仪式,然后送余志坚骨灰来到墓地。记者此时与周锋锁电话连线,他说:“今天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Crown Hill墓地为余志坚送行。有五六十人从各地来到这里参加他的葬礼,非常的隆重庄严肃穆……。”
 
“人道中国”在接受余志坚的妻子鲜桂娥的委托承办余志坚葬礼后,发表公告,公告写道:余志坚是湖南省浏阳市人,出生于1963年9月23日,浏阳市小学教师。1989年5月23日,余志坚与浏阳市汽车运输公司司机鲁德成、《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将大横幅“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前,三人并用装上颜料的鸡蛋投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1989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判处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判处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余志坚于1998年年末假释出狱,因当局不断骚扰,2008年,余志坚夫妇带着在狱中受酷刑精神失常的喻东岳逃离中国。余志坚先生因糖尿病并发症于2017年3月30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不幸逝世,终年54岁。
 
余志坚的墓碑上:刻着余志坚等三君子的名言: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周锋锁表示:以余志坚为首的“天安门三君子”是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是真正的勇士。他说:“他们的壮举是89民运画龙点睛的一笔。他们喊出了当时还没有喊出的呐喊,就是结束专制,结束个人崇拜,建立民主自由。他们三个人为此付出了的代价。”
 
由于余志坚患病一年多不能工作,家庭生活拮据,“人道中国”承担了余志坚丧葬的费用。并为帮助余志坚妻儿和喻东岳度过生活难关,开展募捐活动,至今已募得38160美元,外加24000人民币。“人道中国”并将设立“余志坚纪念基金”,用于鼓励为推翻中共专制奋斗的勇士,从明年开始,于每年5月23日颁发,这一天正是28年前“天安门三君子”用鸡蛋混合颜料掷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的日子。
  RFA(特约记者CK 责编:陈平)

胡适的眼泪,血写的历史

June 19, 2017

作者:大明王朝

 


1948年,内战在中国开展的如火如荼,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决定开展抢救顶尖学人行动,将各个领域的学术精英带到台湾。胡适参与了这项工作,亲自到南京的机场恭候。然而,打开各个机舱后,都空空如也,愿意离开大陆的学者寥寥无几。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胡适,在机场嚎啕大哭,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了多数人即将被血雨腥风侵袭的命运。

几年后,沉浸于乌托邦梦幻中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受到了“反右”的倾轧,无数人被流放在夹边沟等苦寒之地。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当初拒绝和父母一起离开大陆,此刻他已在劫难逃。新政权建立后,为了得到生存空间,胡思杜写下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划清了和父亲的界限。他最终还是没有能逃离被整顿的命运,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他成了右派分子,接着是无休止的批斗和侮辱。1957年9月21日晚,胡思杜上吊自杀,年仅37岁,他比父亲整整早了5年离开人世。

那些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多数人都在不断的清算中凋零、萎谢。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一向远离政治,只在史学的园地梳理着各种典籍。“文革”开始后,滔天的的巨浪将他卷入了可怕的漩涡,造反派三番五次到陈寅恪家查抄,他积攒多年的书籍被毁于一旦。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陈寅恪写下了《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与世长辞。同年11月21日,妻子唐筼也撒手人寰。

文革的暴虐之风席卷了每个角落,自然科学界的工作者也难以幸免。曾国藩家族的后人曾昭抡先生,曾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学位,回到中国任教。1966年,红卫兵跑到曾昭抡妻子俞大絪的住处,疯狂的抄家。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俞大絪教授,受尽了羞辱。红卫兵剥除了她的上衣,用皮带狠狠的抽打,这位任教于北大的学者服毒自尽。被流放到外地改造的曾昭抡想请假回家,为妻子办理后事,但没被批准。他面朝北方,以头磕地,以交加的血泪表达最沉痛的哀悼。一年后,曾昭抡在无休止的批斗中离开人世。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在岁月中已逐渐模糊。年轻的一代,对残暴的历史知道的并不多。人面兽心的左棍编造着各种谎言,为丑恶之极的文革招魂,大放厥词的说那是民主的时代,人民群众的呼喊可以瞬间转化为行动。

姑且不说十年浩劫对无数家庭的冲击,单纯从文化的层面考察,文革给国家带来了可怕之极的灾难。在“破四旧”等口号的蛊惑之下,无数文物、书籍和寺庙被毁于一旦。战争年代幸存下来的古迹,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遭受了挫骨扬灰的灭顶之灾。

胡适和傅斯年在离开大陆之前,并无法完全预知文革的惨状,但对历史的趋势和总体的轮廓有自己的判断。他们曾一起饮酒,凄然相向,品读着陶渊明的《拟古》:“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念完此诗,两人都潸然泪下。这泪水,有对自身命运的悲叹,更有对国殇彻骨的哀痛。

在交通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一道海峡把乱世中的人们隔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胡适去世前,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成了阶级敌人和“臭老九”。如果胡适在彼岸知道当初没有登上飞机的人最后的命运,他会有多少悲哀的泪水?

当乌托邦的梦幻在血写的事实面前彻底破碎之后,那个时代学者的整体命运成了一个殷红的符号,他们后半生的遭遇是对历史最真实的见证。


附注: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了院士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最终确定了第一届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政权变更之际,有9人去了台湾,占院士总数的11.9%;有12人去了美国,占院士总数的15%;有60人留在了大陆,占院士总数的74%。

离开大陆的院士: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胡适、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 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

      

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


数理组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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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18, 2017

乔木:变味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

June 18, 2017

2017年06月19日 00:05 东网

全国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都希望争取研究项目获当局资助。

2017年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已揭晓。23个学科,共资助4293项研究,分为重点专案、一般专案、青年项目、西部专案等。以平均每个项目20万元(人民币?下同)算,总计8亿多元。就中国教育和科研总体的窘况,不可谓不重视。但仔细分析,问题太多,科学研究愈来愈变味。

首先看研究题目,充满了太多的政治、政策和意识形态味道,急功近利,逢迎上意,甚至个人崇拜。许多项目,前面都是“最高领导”关于甚么甚么的研究。比如最高领导关于中国道路思想研究、关于其执政为民思想研究、关于人民中心论研究、关于人民幸福观研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关于和平思想研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关于传统文化观研究、关于科技文化思想研究、关于青年教育思想研究、关于家风建设思想研究、关于国家形象战略思想研究……

前面冠以领导人名字的研究太多,既有宏大的,也有具体的,重复相似,包罗万象。感觉领导是全才,研究者是专才,从各个角度领会、学习、解释领导的思想。这哪里是客观、科学、公正、探索未知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变成领导思想、政治宣传和文件讲话的解读。

以中国现在的国情和政治态势,研究要突出政治,贯彻领导意志。中国有众多的政府和执政党的研究部门,除了单列的政策研究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每个部委办厅局、省市区县,都有专门的政研室和专职研究人员。他们秉承上面的意思,根据政治的需要,做各种政策解读和讲话分析。这些都能理解,毕竟他们就是干这个的。

可国家社科基金专案针对的机构和人员,都是全国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从事学术研究的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本应该尽量脱离政治的干扰,探究有关社会、国家、民众等长期、普遍、有针对性的基础理论或具体问题,或证实,或证伪。现在这么多主题先行、已有结论的专案,能做到证伪研究吗?或者费了很大功夫,像过去的社科基金专案一样,出现了“周永康依法治国思想研究”,后来形势变化,还敢继续吗?

由于和政治太近,每个大学都把每年能拿到多少社科基金项目,作为一项政绩工程和政治任务来抓。研究人员论证选题时或违心改变,或故意迎合。大学为了申请成功,调动金钱、荣誉、邀请等各种资源,公关运作。评审委员更是充斥著官员领导,各种官场的套路做法,都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

由于竞争激烈,最后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非常不易。但批准后的研究却非常容易,因为没有同行评议、学术争鸣、舆论检验,经常是20万元的项目,参加一些自娱自乐、游山玩水的研讨会,交钱发表两篇所谓的论文,只要政治上没有问题,就算交代了。如果要出书,可以另外申请各种项目和出版补贴,反正现在中国官方有的是钱。

最难的其实就是怎么把这些钱花掉。各级机构监管的只是程式和票据,管不了研究品质和各种改头换面的报销。项目负责人借用他人身份支取经费,到处开发票,找人要发票,甚至弄虚作假,豢养了中国庞大的代开、造假发票市场,已是不争的事实。研究人员还会经常抱怨报销难,而监管人员回应这都是上面和财务的规定,如此严格管理还经常出问题。

作为国家级的社科基金,这种政治导向,真正的学术研究得不到资助,无人问津。各种资助的研究,表面上繁荣热闹,实际又有多少学术意义和经得起考验的存在价值呢?往往领导更替、政治变换,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甚至研究者本人,私下承认也只是为了体制内的名利升迁。自己不信,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和国际同行交流。

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老海龟”

June 18, 2017

2017 年 06 月 18 日 由 舟巷 发表于 华夏快递

饶毓泰,1892年-1968年10月16日,江西省临川人,1913年入学,1917年12月18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文革遭到“斗争”和关押,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5日,上海人,1919年入学,1920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68年被逮捕入狱1年半,身患重病,一度精神失常,1977年1月13日去世。

王均,1898年4月7日-1968年5月,江西省安福县人,1924年入学,1926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2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刑满后在老家的农村“监督劳动”,1968年5月被抓走,关押中被打死,家人至今不知他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肖光琰,1920年8月4日-1968年12月11日,福建福州人,1942年入学,1946年3月22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12月11日在监禁中死亡,文革当局宣称他“自杀”。他的妻子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英文教员)和15岁的独生女肖络连在两天后一起服毒自杀。

陈梦家,1911年4月12日-1966年9月3日,浙江上虞县人,1944年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学习,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梦家做青铜器研究并写了一部书稿。1966年遭到毒打和侮辱,9月3日上吊身亡。

检视多年来寻访调查收集到的长长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我意识到,其中有多达5人,曾经留学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5名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如上所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排列的。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跨度,从1913年到1948年。饶毓泰、叶企孙、王均、萧光琰4位都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得到学士或者博士学位。陈梦家曾在这里做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果,同时他的妻子赵萝蕤在这里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5人中3人学习自然科学,2人研习人文学科。其中3人是教师,2人是研究人员。他们在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2人被打死,2人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这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所以必须加上引号),1人曾被逮捕入狱,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远不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历史有300多年),历史略长于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园主体是多座巍峨的浅灰色石头筑成的哥特式建筑,校园甬道用大片的石块铺成。不难想象,90年前,80年前,60年前,他们5个人,从甬道上走过,就像现在的学生,有明亮的眼睛,红润的面孔,轻快的步伐,来到大学,为了追求知识,为了成长,为了准备将来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从中国来,要坐长时间的海船,他们没有越洋电话可用于跟家人联络。多年学习之后,他们毕业了,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离开学校。他们坐着船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家庭,等等。然后……然后是文革,他们被迫害死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时候?在哪里?怎样?为什么?

 

饶毓泰

饶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写的入学登记表:他189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11年毕业于南洋学校。

饶毓泰先生的毕业记录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学学士学位。“将来的职业”一栏里写的是“教育和科学研究”。

饶毓泰先生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很好,绝大多数科目都得到A和B。据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分数的“通货膨胀”,得到这样的成绩远比现在难。

我在大学行政办公室里读着这些卡片和记录,90多年前的历史似乎一下子被拉到眼前,具体而明晰。他在191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那不是清朝皇帝退位后第二年吗?他考上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是22岁,那时候已经算是不太年轻的年龄。他是不是还曾经梳着一根大辫子,像所有的清朝时候的男人一样?是不是行礼的时候还要下跪和磕头?但是,当时他显然对中国学者不了解的现代科学怀有兴趣,而且,也对地球另一面的生活怀有兴趣,才参加竞争性的考试(他考上了江西省派留学生),然后飘洋过海,来到芝加哥,学习物理学。

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但是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有这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猜,以这种精神,假使孔子活在十九世纪初,也会这样整装乘船来美国学习物理的吧。看到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平头的年轻的饶毓泰,真是一副充满朝气的样子。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教书那一年,关于这所学校最令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份为新生印发的简明的校史年表上,看到测出了光速的迈克尔孙(Albert Michelson)曾在这里任教。我马上想到了我12岁的时候,在一本物理课本上读到过,光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每秒钟30万公里的光速。我一直希望看到这个无比聪明的装置。原来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啊。

查看资料,测了光速的迈克尔孙(1852-1931)在1892年出任刚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07年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我猜,当年饶毓泰先生亲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欣喜的吧。

饶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学位以后,还在这里上了一些课。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1922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系(那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系,尽管多年一直只有两名教师)。194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由于他的先驱和领导作用,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被称为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京剧界有四个最著名的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4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这4人中的前3人都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

他们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象,饶毓泰那时来美国学习,除了物理学本身的不易,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各种困难,而且那时候的美国环境也没有现在开放平等。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下来了,以开阔的胸襟和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他们要学的,然后带到中国去,艰难创业,建立了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对比之下,有些留学生,只学上一套时髦理论,以骂美国为能耐,以爱国主义自居,实际上于国于民毫无益处,真令人叹息。

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老教授,要反复“检讨”自己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而具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过关”得以继续在学校里教书。这种“思想改造”过程被称作“洗澡”,意思是说你原来很脏。还有更令人不堪的说法叫做“脱了裤子割尾巴”。

尽管有一系列这样的“政治运动”,北大物理系的一名行政干部告诉我,文革前饶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他说,系里有会议的时候,如果饶先生来了,每一名教师都对他很恭敬,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界每一个人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

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即低头弯腰双手后举的姿势),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北大(还有中国所有的大学)停课年5以上,全体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校内和校外的“阶级敌人”。据北京大学的文革记录,北京大学的教授,除了1人,全部被“立案审查”。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10%被害死(请见我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属于文革的指导文件清楚规定了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连一些中小学教员都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属于文革所列的重罪之一。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出国留学或者旅行,因此这种罪名只能扣到早年曾经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像饶毓泰这样的人身上。

1966年的时候,饶毓泰已经75岁高龄,但是仍然不放过他。我访问过的一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说,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饶先生,腰弯着,弯得那么厉害,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可见他已经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了。这位老师自己当时也被关押和“劳改”,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难支撑。他说,饶先生年纪比他老30岁,痛苦一定更为深重。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工军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中,包括本来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里的人和有很小孩子的女教职工。“有问题”的人还被单独监禁隔离。这样强制集中住宿,显然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在物理大楼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都被别人“揭发”。在那个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饶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楼里没有床,人们睡在物理实验的桌子上。老年人尿频,夜里多次上厕所。实验桌比一般的桌子高,饶先生个子比较矮,且已经77岁高龄,夜里上厕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厕所,吵醒了别人,为此遭到斥骂。

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悄悄离开物理大楼,回到北大燕南园41号家中,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没有绳子,他把家里一块没有用过的新布,顺经线竖着剪成长条,拧成绳子,挂在自来水管上。

那时候专案组正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并且要在第二天为此“斗争”他。1949年以前,饶毓泰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胡适(1891- 1962)是北大校长,这就是他们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回答满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阶级敌人”的“专案组”。  物理大楼的人看饶毓泰不见了,开始寻找。当他们找到饶家(走路十来分钟远),发现他已经死亡。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她在1968年4月被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抓起来,先关在校内,后来押到远郊区。逼迫她“交代”和“揭发”与同事谈话中“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残,一度神志失常(对这种当时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论”,实际上也只有用酷刑来压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那时学校已经整整两年不上课,学生的能量被引导为这种残忍的发泄)。这个“反革命案”造成20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她的同事刘承娴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楼身亡。后来她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她的父亲饶毓泰被关被害死,她根本不知道。

饶毓泰死后,骨灰没有保留。绝大多数文革受难者死后都是这样被对待的。文革不但毁灭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文革后的1978年在八宝山为饶毓泰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当时的统一说法,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仪式上放着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空 的。

饶毓泰没有留下遗书。他的遗物由那时的北大当局处理。1978年归还他女儿的饶毓泰遗物,有一些书和一笔存款。女儿把书送给了图书馆,把存款捐赠给物理系作为奖学金。

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布建立饶毓泰物理奖。把他害死到以他的名字设奖,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能够以他的名字设奖,是对他所代表的科学和教育的价值的肯定。但是在公布的饶毓泰的生平介绍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

我们需要把事实说出来。因为对社会生活来说,重要的不仅有科学和教育,还有真话。


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在饶毓泰先生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学习物理学。由于不知道当时他的姓名如何拼写,我试了几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他的学籍卡片。总的来说没有费很多时间。大学行政办公室的一名年轻职员做事有条不紊,他先在从A到Z排列的抽屉柜子里找到了学籍卡片,然后到另一个办公室里找出在微缩胶卷上的学习成绩单,印了出来。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已故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曾说起,他在1930年代因为爱好中国文学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了北京大学。看到北京大学办公室里一群职员还拿着毛笔抄各种文书,觉得北大是旧中国低效率的缩影,因为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全部用卡片制,两个系合用一个秘书,效率高得多。 想不到20年后因为查找这5名受难者的资料,再次印证了吴先生的话。在有电脑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学籍卡片上记载,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清华学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绩单上大多数科目都得到了A、A减和B,只有3个C。芝加哥大学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学学士学位。得到学位后,他还在这里继续上课半年。

学籍卡片上有他父亲的名字,是用拼音写的。我从中文资料上看到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孙自己则在1913年进清华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离开。认识叶企孙的人说他有很好的中国文学修养。看来他和父亲两代,都属于当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向外国学习知识的人。这是一种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学籍卡片上有“将来的职业”一栏,叶企孙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确实如此。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到哈佛大学,在1923年6月获博士学位。回中国后叶企孙一直在学校工作。他自己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清华并非正式大学,只是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底清华开始建立大学本科,叶企孙是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人。这个系培养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孙被分配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授没有了自己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直到文革。 在北大,饶毓泰是与他常有来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强迫“交代”这些朋友的名字。

文革开始后,叶企孙像饶毓泰一样,作为“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遭到红卫兵的“批斗”。1968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将他逮捕(那时候国务院、军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机构出面)关押在监狱中(不是校内的“牛棚”了),连续审讯。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桩“特务案”。关押一年半后,1969年11月,他被释放回到北大,继续被“审查”。当时他已经病重。1972年,北大当局(当时是毛的警卫部队的军人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处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监狱和劳改农场去而已。

叶企孙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人能帮助他,亲友也受迫害自顾不暇,加上他是“特务案”,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叶企孙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来又生病,据目击者说,看到他腰弯得十分厉害,神情恍惚,鼻涕稀拉,衣衫褴褛,样子十分可怜。

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北京当局开始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叶企孙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逝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时他已经去世10年。以后的变化,也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变化一样,是有戏剧性的。1995年,清华大学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2000年出版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传记,也写到他的文革遭遇。

这本书和其他文革后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有所不同。这本书材料翔实,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动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轻时代日记时,力图肯定叶企孙那时(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后)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于勾勒出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体现的早年的清华精神。

这本书对叶企孙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做了客观仔细的说明。1950年叶企孙出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1月22日他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升级到检讨自己的“九点错误,四点思想根源及三点改正办法”,仍然没有通过。1月24日第三次检讨,算是通过了,但仍然遭到多项攻击,其中之一是指责他不参加“土改工作队”。清华大学党委“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说:“他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该书498页)

书里详细说明了叶企孙的“特务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指导毕业论文的清华学生熊大缜,应邀到了冀中共产党的部队,运用专业知识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后来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用石头砸死。30年后,为熊大缜和叶企孙的关系把叶企孙也抓进监狱。

书的作者很用心地为叶企孙辩白,说他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样的事实说明当然是对的,然而也让人感到困惑。在文革30多年之后,难道还只能进行这样的辩护吗?文革时候,人们除了竭力声辩“我不是特务”“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法。到了现在,还不能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一点吗?

饶毓泰和叶企孙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物理学兴旺发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又是当时的学术前锋。在上面写到的测量光速的迈克尔孙教授之后,还有多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获奖者都在欧洲。迈克尔孙教授出生于普鲁士,犹太人,两岁时来美国,在矿区小镇长大。曾经有一部电视片,描写了在他17岁的时候,尽管受到一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教师的反对,他还是得到帮助而进入了海军学校,毕业时成为一名物理和化学教师,后来成为杰出物理学家。如今在芝加哥大学里有一座建筑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高大的铜铸艺术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楼的对面,纪念1942年费米在这里领导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个由人控制的链式原子能反应堆。记得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市场上仍然很少有文学或者历史书卖,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读物和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费米夫人写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中写到,费米趁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离开故乡意大利来到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盟,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来到芝加哥大学以后,美国和意大利宣战,有关法律使他们成为“敌国侨民”。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完成这项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军学院没有因为种族歧视而不录取迈克尔孙,芝加哥大学也没有因为费米夫人的种族以及他们夫妇从战争敌国来而把他们当敌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学也采取纳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系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后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础的。

 

王均

王均,后改名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县五家田村家中被红卫兵抓走,“斗争”和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芝加哥大学的成绩报告单记载,王均来芝加哥大学以前,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21年到Wooster (Ohio)学院学习,1925年2月进入芝加哥大学,6月15日开始高级课程班学习,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学学位。表上也说明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一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王均进入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学习一年。我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从一本名录里看到关于他的记载:

王均,生于1898年4月7日;进入Wooster College, 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哲学学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长老会神学院学习,得到证书,1927年;成为牧师,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长老会教会传道;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出版《宗教与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与Ruth Li结婚,有1个儿子和3个女儿。通讯地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录。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正值王均第二次来美国。他的妻儿从南京逃难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赶回中国和妻儿见面,后来从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县。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县办起了第一所中学。他还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项水利工程,水坝至今还在用着。

1951 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王均在安福县中学任教导主任,后来被迫离开转到永丰县中学任一般教师。1952 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课时,被安福县派来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以“反革命罪”判处他8年徒刑,王均55岁。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27万,管制3万,处以极刑(杀)71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37页)。毛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是杀了100万。“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出的102个电报,印在1990年代《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书中。这些电报中毛规定了要处死刑的人数的比例,还亲自为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处死的人数。毛和他文稿编辑们,都没有觉得这样按照比例下达指标来杀人,有什么不妥,哪怕仅仅是在说法上。与现代文明世界相隔之远,可见一斑。

王均在江西贵溪县的劳改农场服刑,1960年刑满后继续留在那里,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县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原为安福县中学教员,也被停职回老家“监督劳动”。

文革开始后,王均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他被关“牛棚”,被戴高帽子游街,跪搓板,被拳打脚踢。1968年5月,江南镇召开“批斗”大会。他的妻子被叫去“陪斗”(这也是文革的新名词之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是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妻子走近时,他告诉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顶不住了。”

“批斗会”结束后,主持“批斗”的人让他妻子回家,送米和油盐到“牛棚”给王均吃。第二天他妻子带了东西去,他们却说这些不用了,王均已经转移到别处。他妻子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王均的4个儿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亲的来往会给他们带来严厉惩罚。1958出生的外孙,从来没有见过他。

文革结束以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王均的一个亲戚,1968年他被关在“牛棚”的时候,和其他3个老师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岗岭去埋。死人用席子卷着。他们不知道那是谁。埋入土中以前,有个老师掀开席子看了一下,认出那是王均。可是他们一直不敢说。

王均的儿女们请那位老师带领他们到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在那里为父亲建了一块石碑。现在那一带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碑前常有鲜花,是王均以前教过的学生和王均的子孙献的。他们自己印了一本小书,纪念父亲。

文革后,王均的儿女多方申诉,1987年4月2日,安福县人民法院发出判决书,改判王均无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们也会注意到,他和上面写的叶企孙的“特务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于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红卫兵所做,没有记录。文革中这类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纵观王均的一生经历,他在青年时代显然是个认真探索和不断追求的人。他并不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却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国学习;他先学习法律,又学习教育,最后学习神学,以教育和宗教服务为他个人的事业;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书,也用英文写作(现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他的英文文章汇编,出版于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当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却没有权利打他关他残害他,最终毁灭他。

肖光琰

肖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时年48岁。两天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双双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肖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网页上检索出肖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1946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CRERAR图书馆里。论文题目是“叶绿素荧光发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树叶和叶绿体中”。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的一部分。

肖光琰1950年回中国,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出生长大,随肖光琰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肖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肖光琰被当作“白旗”批判。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时间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个“运动”。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化学物理所“占领上层建筑”。有的工宣队员态度凶恶,动辄打人。10月5日,肖光琰被关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两个月零六天后,他满身伤痕死在被关押地,被宣布是“畏罪自杀”。

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100多人被指控为“特务”。实际上,“特务”是文革重点要抓的“敌人”之一。在文革中,“阶级敌人”由文革前的5大类变成了8大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在肖光琰的研究所,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有7个人死亡,这7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

张存浩先生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该所研究人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1968年他从家里被抓走。他家被抄了7次,连地板都撬开。他家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张存浩的12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人们看到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也有些可笑:被抓进“牛棚”以后,专案组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名单,逼他承认名单上的人是他“特务”组织的成员。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己12岁的儿子会被列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骂他“态度不老实”。

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1968年和张存浩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7个人如肖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们是“自杀”了吗?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说出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了。

我从图书馆书库中取出了肖光琰的博士论文。捧着这本绛红色布面精装的论文,让我再一次为写了论文的人和他被毁灭了的3口之家感到痛心。

肖光琰在25岁的时候完成了博士论文。知道他的人说,他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常在实验室度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甄素辉和他的约会,都会被他拉到实验室。

图书馆的值班女士正好是做了这批论文的电脑索引的人,非常认真地给我解释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还在发展完善这些索引。显然她有非常好的专业训练并且热爱她的工作。肖光琰的论文上写有指导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学的化学研究所是以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书库中肖光琰的论文有两份,她说,很可能这多出来的一份原来是Franck 教授的,原来在教授的办公室里。教授去世之后,把这个副本收到了图书馆里。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的研究方向有两项,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肖光琰是他在后一方面的学生。1947年他退休以后,仍然领导芝加哥大学光合作用研究组10年。

说到光合作用,1958 年,留学过美国的中国力学学会会长钱学森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次发表文章说,计算每亩地得到的太阳能经过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转化成20万斤粮食。他完全不认为关于光合作用是否要问专家如肖光琰,而不是他一个力学家应该乱说的。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粮食亩产不断增加,最高的达到13万斤。

肖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为文革时代的“先进典型”。我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个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报》。那时报纸很少,而且这家中国最大报纸全部只有6个页面,因此被《人民日报》报道是极难得的荣誉。这些文章的标题,有“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此等等。以这种样板指导全国,制造了多少肖光琰式的惨剧呢?

2005年,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领导人(中共党委书记)白介夫(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肖光琰的苦涩友谊》。白介夫是资深共产党人,1937年去延安,1957年出任中国化学物理研究所领导,他坦率承认他当时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学化学课本里的),却要领导肖光琰这样的专家,还错误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把肖光琰当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肖光琰这样的人更是全部成为“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被派去领导这个研究所的“工宣队”,动手打人还使用刑具。他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肖光琰生前所经历的。他主动表达的歉意因为在领导干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见到,所以特别值得珍视。

 

陈梦家

1944年,陈梦家和他的妻子赵萝蕤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从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路上用了两个月。陈梦家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副教授,赵萝蕤是云南大学英文系的讲师。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4年后,取得了英文硕士和博士学位。陈梦家早赵萝蕤一年回国,在美国时对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国青铜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查、照相、制作铭文拓片,结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写下了一部英文的研究书稿。

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清华大学。在1948年5月清华校庆的时候,清华文物陈列室正式开展,陈梦家是主持文物展览的4位教授之一。他们在筹建清华博物馆。陈梦家在从美国写回中国的一封信里说,看到美国“城市无论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或与大学美术部合作,或为中小学实地文化课程讲解之处,故博物馆实为民众教育之机构,同时又为讨论讲学之所”。他赞赏美国博物馆制度并且想要在中国推行。他也是那样类型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有好东西,就想学习并在中国也做起来。

1948年春天,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中国。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Ancestry of “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这对夫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一个向中国学生教授英文文学。陈梦家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在他们身上,中西学术和文化正在交融和发展。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作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陈梦家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一度精神分裂。

1957年,早年留学欧美的人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特别高。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罚分为6种等级。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相识于芝加哥大学的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北京任教,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比起那些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们来说,陈梦家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踩水车等。

1960年食品严重匮乏。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亲戚被派往欧洲工作,设法从国外带来一些奶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奶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奢侈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年青的时候是诗人,这时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他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忍耐着熬过了3年挨饿的日子。

1962年他在美国收集资料编成的青铜器研究印刷出版了,一部很厚的书,没有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时连数学书都不允许“右派分子”出版。

1965年初陈梦家摘了“右派帽子”。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最严重的阶段。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24日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请看《文革受难者》中的“左奶奶和马大娘”)。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不只是人的体面和尊严,是剥夺生命。在1966年8月红卫兵杀戮中被害的人,并不是被刀枪一下子杀死的,是被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残酷折磨虐杀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出了《新月诗选》,这是“新月诗社”的诗人们在193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由陈梦家编辑,那时候他20岁。书中有他的一首诗: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陈梦家20岁的诗里,新月是一个美丽的隐喻,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的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由于安眠药毒性不足,那天夜里陈梦家没有死。他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把她的头发剃去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为形似“阴阳”图案。后来,在北京大学校园中,赵萝蕤又遭到“斗争”和殴打。北京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员悲愤地告诉我,她亲眼看到,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竟然还有赵萝蕤曾经教过而那时已经留校教书的年轻女教员。她感到悲愤,一是为赵萝蕤的惨痛遭遇,一是为当时北大人的堕落。

10天以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东城区钱粮胡同家中上吊身亡。时年51岁。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10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2006年,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甲骨文 – 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航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这名记者1990年代到中国居住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陈梦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是因为陈梦家是甲骨文专家,而且因为这名记者对他的命运和遭遇感兴趣。Hessler 认真采访了认识陈梦家的人。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一个地质学家,讲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陈梦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红卫兵大喊“送上门来”,抓住他用铜头皮带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陈梦家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打。Hessler 还采访了陈梦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着陈梦家被摧残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写文章攻击陈梦家的人。他同时还在观察今天的人怎么记忆或反应这个话题。

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员的对话,陈梦家被害死时这个人是考古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谈到陈梦家的死亡。书中写道:从这个人(被访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别他是否觉得负疚或者感到难过,或者是否有任何别的感受。(225页)

Hessler 的含蓄的叙述在告诉我们,当文革摧毁了陈梦家和其他受难者的生命之外,还有别的比较隐秘微妙的东西被毁灭了,那就是人的恻隐和怜悯之心以及进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的暴力迫害是受难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人心和氛围也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

陈梦家被害,已经是历史,是中国人无法拒绝的一幕历史惨剧也是丑剧,也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怎么来说来谈来看来想,却是当下的中国人的选择。

Hessler 先生告诉我说,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难者网站上关于陈梦家的文章。那是我在经过调查后2000年写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努力穷尽所有的已有的关于陈梦家的材料)。我在那篇文章里只写了谁是陈梦家和陈梦家的悲惨遭遇。Hessler的描述增加了一个文革历史记录的新向度。

另外,芝加哥美术馆的研究员Elinor Pearlstein 也已经完成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所从事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写得非常缜密的文稿,特别是其中比正文还长的详细注解,我深为她的工作的认真感动,也为陈梦家的工作得到后人研究而欣慰。(2006年7月)

附记:在这篇文章之后,笔者又发现了另外8名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文革受难者。会另文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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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闲人:活着就不会忘记——方方小说“软埋”读后感

June 18, 2017
转自新浪网深圳闲人的博客(2017-06-18 16:49:45)

掩卷望向窗外,恍如隔世,车水马龙的街道和远方高耸的楼宇,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眼眶含泪喉头堵塞,从书中那样的悲凉沧桑中,顷刻间看向在这样场景下生活着的自己,一时竟恍然如梦。掐一下大腿问自己,我是不是带着那深深的记忆和刺骨的疼痛以及无力的茫然穿越至此?我拥有的美好生活是真的吗?我会不会突然全部失去?不知道读完方方老师“软埋”的其它读者,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无语问苍天,苍天说,你们不归我管。迷茫中仿佛看到一只只孤掌,在荒原中默然而立。所谓孤掌难鸣,孤掌亦无须鸣。记得方方老师说过,历史的尘埃落到某一个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会把人压垮的。那么,不幸在某一个年代遭遇某一粒历史尘埃的个体,就好比书中的吴医生和丁子桃一样,必须背负着山一样的沉重,度过艰难的人生。他们认了他们服了,他们悄无声息地扛着山活着,悄无声息地扛着山走了。即便是这样的悄无声息,他们依然不会被泯灭啊,看那荒原中的一只一只孤掌,沉默地留在了一家一家后代的心窝里。孤掌难鸣,孤掌亦不须鸣。

我必须说,即便是经历了如此悲凉的人生,“软埋”中被软埋的陆家是幸运的,吴医生和丁子桃也是幸运的,他们可以用死亡,用改名换姓和失去记忆,逃避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更加悲惨的人生。更多的是没有软埋勇气的某家,不能改名换姓的吴医生和带着痛苦记忆活了一辈子的丁子桃。他们很可能,就是你我的祖辈。

经常听到人们说,文学是一盏明灯,可以照亮我们终将堕入黑暗的人生。方方老师用“软埋”开启了文学的另一个模式---关灯。“软埋”一点一滴的灭掉了所有的光明,最终,给了读者一个完全的黑暗。阅读体验是痛苦的,最终被关在小黑屋里的读者,惶惶然如同被活埋在深深的历史坟墓中,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睛,去寻找光明?

书中的年轻一代,丁子桃的儿子青林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他既没有经历苦难,亦没有被苦难所扰,这些都被他的父母扛下来了。他的选择是必然的,也正是如他父母所愿。他将父母沉重的过去硬埋在了心里。故作轻松的活着。这是我非常支持的结局,也是“软埋”文学品质的体现。

看向这个世界的天涯海角,有多少人的心里,硬埋着祖辈的苦难冤屈,在现世中若无其事的生活。长夜当哭,政治在人类社会中最伟大的使命之一,便是冤案昭雪,抚慰冤魂。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只能缅怀每一位被历史尘埃无辜压垮的先人,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没有期待,没有诉求,我们有足够的怂,也有足够的耐心用来等待。眼含热泪致敬承受了山一般厚重苦难的先辈,感恩你们的肩膀,感恩你们的胸怀,感恩你们的忍受,感恩你们吞下苦难后付出的一切,让我们今天可以简单幸福快乐的生活。

忘记不一定是意味着背叛,忘记是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才可以不忘记。我们相信太阳,相信月亮星辰星空大地,我们相信天上每一颗星星的闪烁,都是先辈们的祝福。总有一天,总有一代,他们在某一日会长跪不起,告诉黑暗中的你们,不要怕不要怕,天已经亮了。

致敬方方老师,“软埋”的伟大之处,是用文学这盏明灯,让所有人看到了最黑的黑暗,最轻的沉重和最重的轻松。只要活着,只要有文学,人们就不会忘记。

【五柳村言】究竟谁在歪曲历史?

June 18, 2017

《乌有之乡网刊》《红色文化网》发文批判《白鹿原》:

肆意丑化和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把它写成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发动毫无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动,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损失殆尽;冒险进攻西安,导致新组建的36军全军覆没。从书中根本看不到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任何胜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什么实际利益。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结果,是让投机革命的地富反坏分子白孝文篡夺了政权。凡是全心全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满腔热忱、英勇无畏的女共产党员百灵在南梁根据地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恶从善,对策动县保安团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鹿兆谦,却因遭到白孝文暗算而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大半生出生入死,几乎策划与参与了陕西历次重大革命活动的省军级领导干部鹿兆鹏,却在全国解放后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落了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白鹿原》是各种错误思潮的集大成者

白灵最后死于自己人的肃反,临死时,她大骂残害革命青年的毕政委是“一个纯粹的蠢货,一个穷凶极恶的无赖,一个狗屁不通的混蛋”(白鹿原白灵原型)现在播出的电视剧改了。


五柳村言:是否歪曲历史,需看事实。对此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条注释足以说明陈忠实是忠实于历史的真实:

“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在对文革拨乱反正后,就公开出来的历史材料看,实际情况比小说表现的更严重。*至于各种人物的命运,如史学家贺昌群先生言:“历史上第一度的革命者都是牺牲者,因为他们的使命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收渔人之利的都是革命的修正者。”(贺昌群:中国历史的悲剧,《观察》2卷24期。1947)是他观察中国历史后的发现,非仅就一时一地而言。《白鹿原》用小说反映的这段历史,恰好印证了贺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中国存在着产生这种悲剧的基础。


*这次“肃反”共逮捕了红军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几乎全部领导干部。另据刘懋功同志谈,当时前方甚至把二十六军的连长、指导员及营团机关干部许多人都抓起来杀了。仅在瓦窑堡关押的县团以上干部就有六、七十人。朱、郭他们还派鲁奔、朱仰新、李景林在陕甘边区下寺湾和陕甘边南区前马原以及二十六军中杀害了二、三百名干部和外地来边区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是很优秀的党员干部。如陕甘边区政府文化委员冯希禹、陕甘边区安塞县政府秘书长张良才、陕甘边区赤安县政府秘书长张尚达、陕甘边区妇女主任张景文、正宁县县委书记杜案,曾担任过陕甘边特委第一任书记的金料理、二十六军七十八师营长于振西等,这些人是被活埋或用刺刀活活捅死的。(关于陕北“肃反”与路线斗争的真相- 历史揭秘晋绥网,原作者: 刘景范 张秀山 张邦英 张策 )

姚监复:“碎步改革”也应欢迊

June 18, 2017

一一总书记给于光远,杜润生送花圈

京剧旦角在舞台上绣裙不动碎步移向前方,演员在似乎一动不动中改变了角色的地位,气氛和环境。这种碎步前进的表演形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表面上不动声色,而实质上悄悄改变了。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政要基辛格看到机场大标语"打倒美帝国主义”,问前耒迊接他的周恩耒总理,这两种不同的迊接方式如何解释?周恩耒的回答是.你不要看我们说什么,要看我们做什么。表面上形式上反美口号没有变,实际上做的是周总理亲自欢迊美国基辛格,碎步改革的实质是政策巨变,由反对两霸改为":联美反苏”了。因此,对于百年老党的碎步改革要慎重对待,分析后果,也应欢迊,切勿漫不经心,不予重視。 我想,在于光远,杜润生遗体火化前的告别仪式上,公然出現了总书记习近平送的花圈,这是政坛大事。但是,中央电視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党媒竟然不报总书记的重大新闻。眼見义为实,我确实看見了习近平送给于光远,杜润生的花圈,我们也确实没有在官方的电視,平面媒体和网上看到这个重大信息:。实际上送了花圈,而世人多不知道,没看見,这就是碎步前进,碎步改革。

人们不会忘记,在那场风波后,中顾委连续开会批判于光远,杜润生,和李锐,李昌,几乎卡在党员登记的关外。最后中顾委主任陈云亲自批示,老同志有检讨,:不要揪住不放。免得以后再平反。于杜四位中顾委委员才保住了党票。他们生前可能没想到死后有此等哀荣,在任和前任总书记送上花圈。于光远遗象前有总书记和常委们送的花圈,让吊唁的老百姓眼晴一亮,心头一惊。因为于光远的告别仪式不是在八宝山礼堂':举行的,人们挤在北京医院的简陋会场里,向敬爱的光远老人告别时,不少人看到了总书记送的大花圈。 在送别农村改革大功臣杜润生的告别仪式上:人们看到了現任总书记习近平和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江泽民送的花圈:,三届常委,除了去世的黄菊和在秦城服刑的周永康以外,各位常委都单独送了花圈.许多在职的和退休的重要官.,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一个花圈边上好几张名字。那是我参加的众多送别仪式中花圈最多署名最多的告别会。这些杜润生的领导,同事,战友,他的学生,亲友表达了对杜润生的真情厚谊,:对他的重要贡献的尊重和肯定。这些都没有官方的公开报道。这也是历史长剧中一个‘碎步改革"式的断片。不过,参-加告别的吊唁者会记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杜润生远行送上了大花圈。

方方《软埋》引共鸣 未因被恶攻下架而噤声

June 17, 2017

「每一年的时间,都如一张细密严实的膜,将她记忆背后的东西层层覆盖。一年一张,岁岁年年,由薄而厚,凝结成板,那些深藏在她意识里的魔鬼统统被封压了下去。」(方方) ​


天方夜老谭

【挖掘或掩埋】听说方方的《》很反动,特意找来读了一遍。小说写的是土改,曾经在当代文学史上比较热门的题材,但是近些年似乎已很少有作品触及。小说写了几个地主、乡绅家庭在土改运动中的悲惨命运,一个家庭在批斗后几乎被灭门(除了已经外嫁的女主人公假装与家庭决裂而侥幸逃出),另一个家庭的绝大部门成员在大批斗前夕选择了自我了断(然后由女主人公在家中花园)。故事确实残酷,残酷得令人不敢相信,令某些人不允许别人相信。一帮糟老头子聚在一起声讨,说《》是一株大毒草;一个来自北方的媒体人拍案怒斥,说《》污蔑“新社会把人变成鬼”。除了揭露作家政治立场的反动性,他们还质疑小说反映历史的真实性。这倒是奇了怪了!关于土改中某些过火的杀人行为,已经有不少的史料记录,党内文件也有过反思。即使不允许过度宣传揭露,又岂能否定它的客观存在?把不堪的历史就能走向光明的未来吗?另一方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质疑其真实性,这有意思吗?好意思吗?那个媒体人甚至追问:哪有被灭门的地主家庭,你方方家被灭门了吗?我靠!这是什么逻辑?你怎么不去质疑卡夫卡的人变虫、质疑白毛女的野外生存技能?

 

小陈她妈

下午去传达室取快递时碰到一位领导也在那找快递,他主动告诉我说他买了一本书。我问什么书,他说是方方的《》。小小惊讶呢,没想到领导也会沉下心来读书,且读的是名家名作。“这本书反思中国历史和文化,估计快被禁了,你也买一本。”领导建议。立马掏出手机下了一单,第一次从内心敬佩这位领导。 ​

小米粥-无腰

|-方方[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这本书让我联想到张爱玲的出逃,土改开展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更多人没有料想到事态的发展,错过了躲避劫难的机会。很想去看看全州山区里那些古老的住宅遗址。选择遗忘,到底是太痛苦,还是没办法去追究对与错。很好的故事,虽有太多的凑巧,但最终却生生切断了他们的交汇。


墨镜小猪宝儿 #2017年阅读# (4)《》,方方。偶然到手,一口气读完,已多年无此迫切的读书欲望。结构巧妙,文字洗练,故事环环紧扣,令人欲罢不能。其它,不言。 ​

6月15日13:48 来自 iPhone 6s Plus


雀斑多多-饕书客

早晨坐地铁,被挤得贴在车门上,与自己的另一张脸面面相觑。并没有“相看两不厌”,多看几眼,觉得很不自在,甚至心生恐怖。
也许和昨天读的书有关系。
》已经被禁了,因为作品讲述了一个土改时发生的可怕故事。联系到前段时间方方掀起的文坛反腐风潮,也许她只是想在这本书中表现“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气节。
我不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一个相当凄惨悲凉甚至惨绝人寰的事情,也许是出于淡化背景的需要,被她处理得太戏剧化了,笔力也孱弱。看看卡佛短篇里那个被淹死的哑巴,就能看到区别。卡佛一刀见骨,方方连皮肤都没有划开。
我们太缺乏一流的小说家了。收起全文d


万俟雨桐

过去一周,看了横山秀夫的「半落」看了方方的「」前者的确一笔入魂,戳人泪点。后者也确一语成谶,终被。喜欢后者的结构,恰如“我们的现在”站在现在的世界往前走,“我们的过去”忘在过去的时光被。巧合的是后记看到一些作家恩怨,想起去年此时采访听到的“秘闻”,那些文人相轻、那些勾心斗角…一些文学作品都经历过,一些影视作品正经历着,“这世上,没有一件事,会有它真正的真相。6月14日23:27 来自 iPhone 6 Plus


一朵浅笑ye #-方方[图书]#虽然问朋友要到了电子版,还是想办法找了一本纸质的,一直喜欢方方的作品,只为这份文字功力,及我青春年少时对文学、这批作家的一种崇敬。 ​

 

终于看完了,心里被石头压了半个多月,到了还是没舒展开,突然想起生命跟书中的丁子桃一样悲伤的我的外婆,历史竟然会对一个人如此的不公,七十多年的光阴竟没有留一段能让她安稳的时光,一个纯良的女人就这样被时光……@方方 |武汉·武汉...

一直是噎着一口气,读完了《》。方方的这本小说得了路遥文学奖,后也被一些‘左派'批成‘毒草',而且停印了。所谓,就是人故去后无棺而葬,虽然入土,却未能盖棺。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写了1950年代初,土改运动中少为正史所述的残酷、血腥和凄惨,这也是小说遭受诟病的原因。书里也有这样句话:有人选择忘记,有人选择记录,我们都按自己的选择生活…。一个国家的历史,或一个人的记忆,都可能会被情愿或不情愿的。要拂去岁月深处那厚厚的尘土,又需要怎样的勇气、隐忍和包容……

6月13日21:11 来自 HUAWEI Mate 8


永者胜也方方,我想到电影V字仇杀令的一句名言:艺术家用谎言来揭示真相,政治局用谎言来掩盖真相…… ​

6月13日12:03 来自 微博 weibo.com



以上均取自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也显示有几条否定方方《软埋》的微博。但多是旧帖,也录存于下:

东-回归线#高举红旗跟党走#【“路遥文学奖”原是假货,@方方》写的亦是假史】“路遥文学奖”发起人高玉涛、高为华不顾路遥家人反对,在文学界一片批评声、质疑声中执意设立了“路遥文学奖”。2014年1月,路遥之女路茗茗通过律师向二人发送了律师函,坚决反对设立该奖。【@新华网@北京卫视 你们怎么能够宣传山寨的奖项?】@郭松民 |“路遥文学...收起全文d

“路遥文学奖”原是假货,《软埋》写的亦是假史

来源:http://t.cn/RXFg7s1


柳下隐者 ”路遥”原系路谣,《》实乃卵霾;方方掏坟掘墓,官僚资本站台![摊手]

5月1日 22:34 来自 华为P9手机摄影再突破

五柳村编者感言:思想教育靠造假是不行的(2000)

June 16, 2017

一个时期以来,多次见到媒体的报道说:曾经用来作为阶级斗争教育样板的四川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里面许多陈列竟是假造的;读到《思想与境界》近日发表的笑蜀的《刘文彩真相》压缩本和原本的一部分《“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更看到了证明这陈列是有意伪造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曾经作过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从来从受到的教导都是:拿出来教育人的东西,一定得是真实的,本身就是假的,怎么能教育别人呢。

我始终记得,胡耀邦同志1952年到团中央主持工作后,在中央财经学院与北京市青年团干部第一次见面讲话,就提出我们要做青年真诚的朋友,做工作一定要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还特地引述了《红楼梦》中“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这一回的故事:刘姥姥说她们那里有一个庙中的泥塑少女成神,冬天还出来打柴。众人都信以为真,贾宝玉也信了但派了蓓茗去实地调查,看到一座青面獠牙的神像。哪有什么泥塑少女!刘姥姥讲的是假话。他要我们象贾宝玉那样,遇事要认真调查研究,不要轻信。我一直记住这些话。不过,那时对报上宣传的东西没怀疑过,对当时有着灵魂工程师称号的作家艺术家的产品,更是深信不疑。现在看到,这曾使许多人为之激动并将仇恨化到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去的刘文彩地主庄园的展览,是假造的确定无疑了,不仅感到震惊还有一种失落,我有没有也使用过这类假造的东西去骗过人呢?

不过现在笑蜀君这本书的写成和有陕西师范大学给他出版,使我又有了信心,因为这代表着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恢复。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假都是厌恶的,从《始末》中可以看到,这展览开始出现于1958年,那是物质生产“放卫星”亩产若干万斤的年代,精神产品看来也未落后,这刘文彩地主庄园的展览就是一个,而且还多了一层意义,这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重新煽起阶级斗争的烽火,到文化大革命以之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更达到了顶峰,以致造假者也被请君入瓮。应该感谢笑蜀君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首先还得提出,要是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这一些都谈不到了。而从书中也可看出,如果没有当地的党政军民组织特别是展览馆人员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复核平反纠偏的工作,笑蜀君大概也无从写起。因此这本书的出现,我觉得代表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胜利,不仅仅是笑蜀君个人的成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舆论的赞扬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当然,这样大的改变,对已习惯了的思维来说,要一下子转过来是不容易的,据说有一篇题为《拒绝为恶霸地主翻案驳斥《刘文彩真相》的谎言和诡辩》(以下简称《驳斥》的文章就担心"翻案"文章做过了头,提出:

“挖掘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度。这个标准和度就是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等已是剥削者的代名词和象征,就像周佛海、陈公博是公认的汉奸。如果对这些人一味地"挖掘"下去,肯定也会有不少修桥补路、救困济难的成分在内。而且,这些人的后裔也必定乐于将先人们的第一手资料拱手相奉。但是,如果把这些"真相"表现出来,喜儿、琼花们不会同意,赵尚志、杨靖宇们不会同意,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真不知道,出这类书的意义何在,其导向的目标在何方?”

《驳斥》提出的这个“度”。我看成问题,因为面对历史,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泾渭分明,难道还能有别的标准!对《刘文彩真相》来说,关键在书中写的究竟是事实还是谎言,从网上看到对《驳斥》的引述,其中没有否定这展览是假造的事实,也没敢肯定展出的是真事,因而仅能从“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来提出问题, 难道说真话就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造假反而成了人类的健康文明了麽?同时也不免要反问一下,《驳斥》的目标在何方?难道仅仅就是看不惯这《刘文彩真相》?

《驳斥》中还有些语无伦次的话。刘文彩就是刘文彩,与其他人有何相干?剥削者也好,汉奸也好,都是抽象的概括,很难说那一个具体的人就能代表这抽象的全体,而且一个人,甚至就是地主、资本家这些概念也都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至于喜儿、琼花本是艺术世界中的虚构人物,而刘文彩是现实中的真人。喜儿、琼花同意不同意从何说起,我看实际上是这类造假的人会有人不同意;这一点也好理解,因为他们许多荣誉就是从这造假中得到的,这类事人们已不感到希奇了,在文艺作品中。一会儿刘少奇去安源,一会儿毛泽东去安源;一会儿朱德的扁担,一会儿林彪的扁担。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事太多了,正是这种假大空,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出现所谓信仰危机,现在好不容易拨乱反正,有笑蜀这样的埋头苦干者,用了几年时间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按史家“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的要求,写出这样一本著作,刚出来就横加指责,直至扣上“为恶霸地主翻案”的大帽子,这拨乱反正还怎样进行呢。在这《刘文彩真相》里,也看不出在说刘文彩如何如何好,只不过是做了些去伪存真的工作,譬如说明把那水牢并不是水牢,也没关过冷月英,是用来堆鸦片的;诸如此类的事实。而没关过人,私藏鸦片这一项,不要说在今日,便是按当时的法律刘文彩也该判死罪,还有刘家兄弟借掌握的权力搜刮民脂民膏;躲在西康卖大烟这些事实。《刘文彩真相》的作者都没有隐讳。毛泽东说的对,我们应该是老老事实办事;还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现在笑蜀君正是这样老实认真地做了,有什么不对!?而如用什么“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的空话来掩护造假,倒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驳斥》对一些具体事实是否准确提出质疑,这样做是对的,需要多挑些刺,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涉及的方面那样广,不仅刘文彩本身的事很难说都能核实,四川当年军阀混战,情况极其复杂,更难说笑蜀君的记述即可作定论,因此有人质疑,正是促进继续考察校订,提高质量的动力。希望笑蜀君无以提意见者的态度如何为意,继续工作,让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更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陶世龙,2000年8月13日


《刘文彩真相》

内容说明

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以他为主角的“水牢”、《收租院》红极一时,《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到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加拿大展出。以他的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

刘文彩可说是家喻户晓。但公众并不清楚,说到底,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

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中共统战对象、原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胞兄和主要助手,与刘文辉一贯两位一体,一贯绝对服务和服从于刘文辉家族集团,以家族集团的利益为自己唯一的价值取向,家族集团需要他干坏事他就干坏事,需要他做好事他就做好事。所以,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斑斑污点,他难逃其责;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种种光环,也都有他的功劳。于是,历史的刘文彩既有助长烟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一面。历史的刘文彩实际上是复杂形象的混合体。这种复杂形象的混合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经过后人“改进”,历史的刘文彩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纯粹政治化的刘文彩。政治的刘文彩被官方定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几乎集中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面目之狰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则是要借此强化恐怖,,从而为极左型专制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政治的刘文彩实际上成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火车头。

历史的刘文彩向政治的刘文彩的转化,主要是借助肆无忌惮的夸张、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来完成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仍有人竭力维持对刘文彩的传统定义。1996年7月21日新华社消息《“刘文彩热”闹大邑》,便言之凿凿地称:“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恶霸的一个典型,其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在我国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和大邑地主庄园中有详细的记载,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公众所知的刘文彩,因此仍然只是政治的刘文彩,和过去几十年中的刘文彩形象差不多是毫无二致。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并没有充分暴露,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1995年,作者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本书。全书27万字,图片八十多幅。


目 录

上 篇 “侏罗纪公园”的诞生

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第三章 “水牢”传奇……………………………。。。。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

中 篇  乱世春梦

第六章 家世渊源 ……………………………。。。。。。。

第七章 权力学………………………………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

第九章 祸兮福兮……………………………………。。。。。

下 篇 川西教父

第十章重出江湖………………。………。。。。。。…。。

第十一章 回首一啸八面风……。。。。。。……………。

第十二章 生死搏斗………………………………。。。。。。

第十三章 暮年兴学及其是是非非……。。。。。。。。

尾 声 残阳如血

第十四章 情劫……………………… 。。。。。。。。

第十五章死后并非万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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